二是中央财政加大了对民族地区、老革命区、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转移支付，使这些地区过去欠发工资、欠报医疗费等状况发生了改变，基本保证了这些地区行政管理、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金需要。

以上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悲和乐，仅仅是从全球GDP总量的角度和全球生产力的角度看，还没有从全球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二是如果世界上其他大国强国应对正确，美国的经济危机就会进一步深化，从而使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从根本上得到动摇。穷国、穷人的绝对需求仍在急剧下降。我个人提出一种乐悲性的看法：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看似走出低谷，但由于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急遽拉大、绝大部分弱势群体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根本性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有加剧之势，全球经济在近三两年内稍有反弹之后有可能步入更大的低谷。这次危机究竟何国何时率先走出低谷，主要是看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应对。对于这一点，我们坚信不移。

美国经济若有新的强劲反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可能会陷入新的更大的低潮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当时我们这些学者和福特基金会决定在香港组织一个大学服务中心，把全世界研究中国的学者都集中在那里。

邓小平时期主张和平发展，军费的开支不太大。但可惜的是，由于其本国经费分配等方面的原因，那些学者的中国研究在他们回到印度后由于得不到所在大学的支持而被迫中断或内容缩减，所以印度的中国研究一直不太发达。中国民众的一些不满，很多都是对地方政府的不满而已，不是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当时除了福特基金会，卡内基等基金会也资助了中国研究。

基金会资助了中国研究发展孙中欣：您当时在哈佛大学开设了哪些课程，都是什么样的学生来听课？傅高义：我第一次在哈佛开讲中国社会，是在1965年，这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课程。刚开始，美国人当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多了解并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情况。

所以美国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制度，都改变得很快。主要是前面说到的三所大学的学者，同时也有我们的博士生。其中，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在中国研究方面是最为成熟的。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看，劳动力工资很快就提高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很快就不行了。

我对华侨以及中国历史谈得都很少，主要讲解放后中国的情况。现在的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很多，可以用很严谨的研究方法，也使用很高深的理论，但是普通人读不懂他们的文章。孙中欣：您的一本书就是讲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的。现在有人批评美国是冒险主义。

说到这些留学生，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大都是1981年以后出国的，当时邓小平非常支持出国留学。孙中欣：对，现在很多基金会仍然持这样一种理念。

很多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了SSRC在1960年到1962年间举办的几次专家研讨会。我们最早开始研究中国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我们学者本身，还担负着让美国和美国民众多了解世界的责任。

这些博士生毕业后到了伯克利、密西根等高校。当时我的学生大概有三四十人，他们是非常好的学生，其中有十多位后来成了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包括杜维明（现任教于哈佛大学）、怀默霆（Martin Whyte，现任教于哈佛大学）、高棣民（Thomas Gold，现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慧思（Deborah Davis，现任教于耶鲁大学）和赵文词（Richard Madsen，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一样，中国白领的职位很不稳定，很多都要跳槽，在不同公司间流动，不稳定。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慢。80年代以后，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尤其是1977年以后高考上大学的人，他们很多都有在工厂和农村实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美国学者和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非常有帮助。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研究的情况。

当时的研究资料奇缺，后来搬到香港中文大学，报纸和其他资料就越来越多了。新中国60年发展道路：虽然独特，难称模式孙中欣：有一些人认为，新中国60年走过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很特别的发展模式。

当时找工作很容易，拿了博士学位肯定能够去重要的大学教书。将来中国是不是会走美国这样三权分立的道路？我觉得中国不一定要这样做。

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威斯理安大学。课程的内容主要是关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情况。

但是中国国内也有一些研究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不是搞学术。因为学中文非常难，想学这么难的语言的当然是优秀的学生。现在中国很多人都会讲外语，中国派一些会讲外语的人参加国际会议，发出中国的声音。乐观看待中国未来孙中欣：对于中国的未来，您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呢？傅高义：我当然是客观派，但是我偏向乐观派。

所以我希望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在10年时间内不断健全。这在当时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为世界很多大学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我就在那里认识了很多学者，结识了几个很好的朋友。

过去，进行地区研究的人群都是一些古怪的人，他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而研究。我觉得将来的情况很难预测。

因此，中国的影响力还是比较有限。我觉得当时基金会很聪明，它们不仅仅支持美国，也支持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者。

美国学者起初也不喜欢苏联。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很多美国学者是反对越战的，很多是左派学生，他们觉得要多了解革命社会。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都有极其独特的条件，不能用所谓的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来概括。为了发展中国研究，美国社会科学界连续5年一直定期组织专题小组进行讨论，我们社会人类学小组讨论如何发展中国社会学，同时还有讨论中国经济和法律等专题的小组。

20世纪60年代有很多学生毕业，他们中有很多都进入了中国研究领域。不知道您对此看法如何？傅高义：人们很难预测20年后的情况。

孙中欣：加强地区研究是受美国当时的国家需要推动的，那中国研究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傅高义：当时我们觉得美国对1949年后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认识很不够，因此1961年后，美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代表在SSRC组织了一个由20多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社会人类学小组，专门讨论加强地区研究。此后我们每年定期开会，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何开展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以什么标准选择哪些参考书目，资金来源是什么，专门的图书馆应该怎么安排，以及如何培养学者，等等。

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我这样较老一辈的人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能太专太狭隘了。